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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笑之间也是一生

1999-08-18 来源:中华读书报 □程光炜 我有话说

●人生原来有许多种存在方式:既不妨拍案对骂,亦能够在纷乱之中求得一份安静;既可以在风头浪尖翻腾,也不排斥籍籍无名,清风疏月中陶陶然地走过一生。张允和先生选择的是后一种方式。

●一本书既是人一生的写照,不妨说也是一种人生态度。但不知从何时开始,人们已习惯于接受和认同“叱咤风云”的激昂文字,那顶天立地的英雄人物,成为摇撼不动的人生偶像。由此也形成了有如惊涛骇浪般的文化人格,有一段时间不弄一下,还觉得不耐烦呢。与此相反,对常态、平静、宽和、从容的生活反倒感到了无可名状的陌生,感到了它的不可接受。在这个意义上,张允和先生的书正好是一个有趣的对照,它让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尽相同的生活状貌及其态度。

1934年春,林语堂先生在《人间世》上标榜“闲适”,虽引来不少附议,未曾想也招来一片痛骂。时隔65年,当年的赞成者与反对者皆已作古,知识界风行一时的《人间世》,这时恐怕也早已落满半个多世纪的尘土,风干而且薄脆得不堪一击了罢。

人至中年,眼前一片茫然,才发觉人生原来有许多种存在方式:既不妨拍案对骂,亦能够在纷乱之中求得一份安静;既可以在风头浪尖翻腾,也不排斥籍籍无名,清风疏月中陶陶然地走过一生。张允和先生选择的是后一种方式。她降生于民国前三年,在上海开蒙,苏州读完小学、中学,后来又在上海念完大学并且完婚。除8年抗战一度流落巴蜀,近50年都是在北京度过的,做点家务,唱点昆曲,似乎没有做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但似乎也没有感到内心空虚。她86岁上忽发奇想学会了电脑,停办70年之久的家庭杂志《水》在她手中重新刊行。90岁时,亲自撰写的自叙传《最后的闺秀》和由她口述、叶稚珊女士执笔的《张家旧事》付梓问世。她对文化底蕴深厚的昆曲有精深的了解,一招一式,差不多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在江南,凡是爱好昆曲的朋友,没有一个不知道李荣圻的笛子的。他吹笛子吹了40年,已经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一支简单的笛子,到他口边一吹,不同的情绪、不同的气氛,一一表现了出来。吹到《游园惊梦》,就是缠绵婀娜;吹到《惊变埋玉》就是哀怨凄恻;吹到《夜奔》、《山门》就是激昂慷慨。有一次,听到他吹《长生殿·闻铃》一段,唱词第一句“淅淅沥沥”的雨声、风声、夹着铃声,一时满座寂然。(《悼笛师李荣圻》)

张允和先生的一生何尝不也是如此?她两岁躺在奶妈的怀里懵懵懂懂地听戏,五六岁时在家中演戏,逢人必唱《游园惊梦》,七十八岁了还与大姐张元和先生同台上演那万世不朽的《牡丹亭》。她这一辈子都在梦里、戏里。

在读者眼里,张老先生应该说是一个生活中的凡人。然而,我总觉得她的经历中,有一些我们从来没有过的东西。例如,当我们一来到世上,就有人向我们讲凌空蹈虚的大道理,如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等等。而且,还让参加各种各样属于成人的仪式,模仿大人讲惊天动地的大道理。在这个意义上,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可以说是既没有童话、也没有童年的一代人。那么,是否可以追问,现在的孩子果真就有真正的“童年”吗?在把传统戏剧斥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死人戏的时代里,我们就更无缘像她那样充分享受中国传统文化那悠悠不断的情思和旨趣。在演员动若波涛、静如止水的动作里,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魅力展露无遗,令会意者叹为观止。我们那代人赶上了“破四旧”,现在的青年倒是幸运的,但他们赶上的却是张惠妹的“妹力四射”,还有一个“冒傻气”的“还珠格格”,顶不走运的传统文化,又与整整一代人失之交臂。

书中值得一读的,是张允和先生对童年时光的记述。她生于合肥,一度迁移上海,整个童年是在苏州度过的。在她的心目中,苏州不光是人间天堂,更兼一处童年的世外乐园,有几段“轶事”写得实在有趣,不得不补记在此。一是张允和先生与奶妈红双喜的关系。那时,张家正热衷于在保姆中推广“识字教育”,红双喜拙笨,斗大的字识不了几个,经常被人耻笑,但她为人却极忠厚、善良。张先生在《红双喜——我想我的好奶妈》中写道:“一天晚上,我快睡觉的时候,忽然想起,那些小老鼠拜堂没有?收了我们的礼物没有?埋怨奶妈那天骗我睡觉,没有看到有趣的场面。奶妈给我闹得没办法,她匆忙把小凳子加到椅子上,她爬上去拿礼物,最后她拿到的是一个插红双喜花的馒头。奶妈好喜欢,一面笑一面下来。不想凳子没有放好,她跌了下来。这下把腿摔坏了。……第二天,我奶妈回乡养伤去了。”在书中,作者还宛然记得那时的所有细节,对爱她疼她、从此云水茫茫、天各一方的奶妈红双喜,一直深藏着难以排遣的内疚和歉意。另一件是在朗朗读书的间隙里抢吃杏子的趣事。在张家姊妹春天读书处——花厅,长着两棵极美的玉兰树,后墙的园子里则是枣树和杏树。当她们“摇头晃脑念书时听到屋外杏子落地的‘啪,啪’声,三姊妹互相看着都坐立不安起来,好容易盼到老师休息一会儿,三个人抢着往外跑,大大的荷包杏子甜极了,没吃够老师又回来了,赶忙藏在书桌里。再下课又忙着去捡新掉的,三个小姐的书桌抽屉里常能找到烂杏子。”(《寿宁弄——我们的乐园》)以张家的家境,大概是不缺这几颗杏子的,这么飞快地跑去、跑回,大口吃荷包杏子的过程中,有的却是万贯家财也买不来的童心、天真与无尽的游戏。

两个故事,并非人生的奥义,但却是可以体味一番的:前一个是讲“爱人“;后一个则说人应该过一种无需掩饰真心的健康生活。红双喜生于卑贱,寄人篱下,但就是这样一个极普通的乡下妇人,却把如清泉一般的母爱给予了自己的乳儿。也很难想象,如果不是在幼小的心灵里深深播下了爱的种子,接受了爱的沐浴,已入晚境的张先生何致于会历历在目,心为所感,而且始终不能萦怀,写出了这等内心深处的感言?有趣的是,在这样一对天使似的一主一仆的心目中,居然丝毫没有关于人为对立的意识,人与人之间后天养成的“警惕”。后一个故事也极普通,展现在人们面前不过是这个人家生活的一角。何为健康的生活?这似乎是一个很大的道理。但其实它往往就在人们身边,只是不健康的环境曲解了对生活的认识,以至近在咫尺却不知为何物罢了。三个孩子在老师的眼皮底下以抢吃杏子为乐,而且天性毕露,这幕情景给人的启示太多太多。

稍有点中国现代文学知识的人,对“张家四姐妹”的故事大约是不会陌生的,她们是:大姐张元和,二姐张允和,三姐张兆和,四妹张充和。前面三个姊妹嫁的都是一时社会名流,还引起了一点小小的“轰动”。凌宇先生的《沈从文传》,曾生动、有趣地记述了小说家沈从文先生是如何追求三姐张兆和,又如何被拒绝、最后还是有主见的张允和“一锤定音”的婉转曲折的故事。不过,最有意思的还是沈先生一派“小说家言”的情书:

XX,我求你,以后许可我作我要作的事,凡是我要向你说什么时,你都能当我是一个比较愚蠢还并不讨厌的人……一个月亮不拘听到任何人赞美,不拘这赞美如何不得体,如何不恰当,它不拒绝这些从心中涌出的呼喊。读完这段心灵“自白”的人,大概都会掩嘴而笑的罢。一是张兆和先生当时其实并不想听沈先生的“呼喊”的。另外,在读者心目中,沈先生的小说语言本来是何等的优美、自然和流畅,有一种不可言传的艺术魅力,可为什么这一会儿不顶用了呢?然而,60多年后再读它,却感觉是那么纯真、直率而感人。青春的岁月,永不再来,尤其是沈从文先生这时已归山阴,想起来怎不令人觉得难受和遗憾。

在张允和先生的两本书里,由这则故事里引出的还有四姐妹一生两情相依、形影不离的人间佳话,以及一种处“乱世”而不惊的超然心态。四姐妹同在苏州寿宁弄9号度过童年,先后在乐益女中念书。之后,张元和赴上海大夏大学求学,允和、兆和考入光华大学,最小的充和则进入了国内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抗战伊始,姊妹四散,骨肉分离,前后8年之久,虽有书信往来,毕竟天各一方,与幼时的欢乐竟是两个世界。1946年7月,离散很久的四姐妹从四面八方回到上海,世事国事均发生了极大变化,有的或为人母,有的或为人妻,只有充和一人还“待嫁闺中”。1949年后,是四个人的再一次离别,元和去了台湾,充和去了美国,允和、兆和则定居北京。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四姐妹书信断绝,生死不知,差不多有30年左右。人的出生源于父母,然而人的去留却要取决于社会的巨变、世事的沧桑,因此命运往往不在自己手里。几十年前,充分享受了父母之爱、兄弟姊妹之乐的寿宁弄的这几个小主人们,大概是不会想到人生离聚的无常罢?1979年,当这些劫后余生、满头银发的老人再一次由天涯海角齐聚北京时,真有一种是在梦中的感觉。但有意思的是,在张允和先生恬淡、自然的文字里,人们很少读到那关于聚散的痛苦,抱怨岁月和命运的记述。是张先生对国家时事麻木不仁、置之不理了吗?显然并非如此,文中有关中年丧女的惨痛之情可以为证。

1937-1945年间,是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最为动荡不安的年头。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张允和先生一家也度过了最为艰辛的一段岁月。然而,占去书的相当篇幅的,是她对四姐妹同胞之情笔墨充沛的描述:其中有抢去三妹兆和、令她委屈得不敢哭的细节;有与大姐元和从小同台演戏,自己总是扮演小丫头的轶事;也有母亲去世时,三人“同病相怜”的感人情形……。五、六十年代是作者另一段难以忘怀的岁月。在这期间,张先生先是经历了被逐出出版社的遭遇,继而是“文革”中丈夫、三妹的被迫下放,再就是因生活“告急”,不断向人借钱和还钱的尴尬。对一般人来说,这种人生境遇早就应该催人华发、发出“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慨了。令人惊讶的是,书的作者竟还像往常一样,以戏自娱,没有戏也自己找乐,好像惊天动地的大事变仿佛是她身边一条天天流淌的小河流,似乎不曾察觉。这样的著书立说,果真是很少见到的闲散之笔。

一本书既是人一生的写照,不妨说也是一种人生态度。但不知从何时开始,人们已习惯于接受和认同“叱咤风云”的激昂文字,那顶天立地的英雄人物,成为摇撼不动的人生偶像。由此也形成了有如惊涛骇浪般的文化人格,有一段时间不弄一下,还觉得不耐烦呢。与此相反,对常态、平静、宽和、从容的生活反倒感到了无可名状的陌生,感到了它的不可接受。在这个意义上,张允和先生的书正好是一个有趣的对照,它让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尽相同的生活状貌及其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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